在每年的暮春之时，在旧称为十字河、涧清铺的亳州大地上，自十河镇绵延至十八里镇的亳药花海大世界，万亩芍花竞相绽放迎接着各地游客。
从《诗经·郑风·溱洧》中的“赠之以芍药”，到北宋秦观笔下的“有情芍药含春泪”，再到每一个亳州人都耳熟能详的“小黄城外芍药花”，芍花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历代文人诗咏的对象。但种芍、赏芍何时滥觞于亳州，史籍中已经难觅鳞爪，闲来检索现存的七版《亳州志》，自明嘉靖四十三年（１５６４）至民国二十五年（１９３６）的三百余年间，芍花一直在美丽的涡水之滨吐露芬芳。
据现存最早的（嘉靖）《亳州志》卷一记载：“其于花也，有芍药，有木芍药（原注：即牡丹）。”同卷中又引志书的主修者，明中晚期文学家，谪官亳州同知的李先芳之语，来盛赞摇曳生姿的亳州芍花，从中亦可窥见，当时芍花有“莲香白”、“观音面”两个代表品种。按照清代园艺学家陈淏子《花镜》一书中所罗列的８８个芍花品种，“莲香白”为白色：“多叶阔瓣，香有似乎莲花，喜肥”；“观音面”则为粉红色：“似宝相而娇艳”。
明清易代，（嘉靖）《亳州志》付梓近百年后，陕西华州籍进士，时任亳州知州的刘泽溥主修了（顺治）《亳州志》，对芍花的记述因袭旧志，无增删。
又约百年后，浙江余姚监生华度任亳州知州，主修了《亳州志》乾隆五年（１７４０）本，在卷三《食货物产》中，“花”下列有牡丹、芍药、菊等，将芍药置于牡丹之后。
从顺治、乾隆两朝所修志书中可见，这一时期关于芍花的记载或承袭旧文，或过于简略，推其原因，应是王朝嬗替，相去久远，以致“风土不无异宜，人情不无异尚”。
到了乾隆三十九年（１７７４），时任亳州知州的郑交泰，再度纂修《亳州志》，于卷十《物产》中写道：“芍药之种类，亳亦甚繁，花视他处尤大，昔之广陵，今之丰台，以多取胜而已，若花之光艳丰满，亦推此都独擅。”将亳州芍药与扬州、丰台两地比肩，虽不免有自矜之成分，但亦可遥想当时芍药花开之盛景。
乾隆朝以后，道光、光绪两朝先后纂修《亳州志》，对芍花的记载渐趋丰赡。道光五年（１８２５），时任亳州知州的任寿世主修《亳州志》，据卷二十一《舆地·土产》所载，“花类”下前二者为“牡丹”、“芍药”，“芍药”下注曰：“韩诗外传云芍药名将离草，唐人又谓之为婪尾春，以其晚春开，同婪尾酒也，亳产有药芍、看芍二种，药芍乡间以顷亩论，其花差小，亦不令其多开，恐妨根也，至园亭中看芍，其花有盛于牡丹者，名类亦不一。”“药类”下列有“赤白芍”，其注曰：“名将离草，尔雅翼言制食之毒，莫良于芍，故以芍药名，有草芍药、木芍药二种。根之赤白，随花之色也。”
其实芍药作为药物应用的历史，可远溯至约成书于战国的《五十二病方》，从（道光）《亳州志》记载可知，亳州当时的芍药种植已颇具规模，且以“药芍”为主，其所谓“赤白芍”，实为“赤芍（药）”和“白芍（药）”的合称，但“根之赤白，随花之色也“则完全沿袭《本草纲目》旧说，并不确切，也反映了当时人们认知的局限性。
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曾署理亳州知州的钟泰，时任亳州知州的宗能徵主持纂修《亳州志》，该志对芍花的记载与（道光）《亳州志》大体相同，且与以往旧志相比，两部志书均增添了有清一代亳州赏芍的记载，以及吟咏芍花的诗作数篇。如雍正年间任亳州知州的卢见曾，在衙署的东花厅种植牡丹芍药，并于东花厅的对面筑草亭，命名为“种花亭”。
乾隆十二年考中武进士，后官至瓜州城守备的亳人谢铎，其父谢琏在家中庭院亦栽种牡丹芍药。两部志书的艺文志还记述了关于“芍药”的诗咏１１首，如乾隆三十四年署理亳州知州的孙维龙作《城东看芍药叠前韵二首》，乾隆五十七年、嘉庆十二年两次署理亳州知州的周光邻作《芍药》二首，活跃于乾隆年间的滁州籍诗人张葆光作《谯中芍药》。
然最脍炙人口者，莫过于（道光）《亳州志》主要纂修者，桐城人刘开所作的《偕陈丈晚香任砚香至城东观芍药复作长歌》，此歌行体长达７３句，前四句即为“小黄城外芍药花，十里五里生朝霞。花前花后皆人家，家家种花如桑麻。”除此之外，刘开还作有同题为《咏芍药》的七言共五篇，亦别具风情。
民国二十五年（１９３６），时任亳县县长的刘治堂主修了《亳县志略》，是志卷帙十分简略，连同附录尚不足百页。但即便如此，在“经济”卷中，依然有芍花的吉光片羽：“亳州为产药区域，如白芍、菊花，均为出产大宗。”
通览明嘉靖至民国的三百余年间，历代纂修的各版《亳州志》，芍花在亳州的种植源远而流长，但赏芍之风不盛，主要是作为药材使用。
有明一代，虽有“莲香白”、“观音面”两个芍花品种，但考其品类之源流，正与（道光）《亳州志》记载的“赤白芍”花色契合，则《亳州志》乾隆三十九年本中所言“芍药之种类，亳亦甚繁”，应不外乎红白两色。这其中的原因，或者说实际并未能比侔扬州、丰台之芍药，还是由于亳州的文风不振，未能培育起庞大的文人群体。下层文人虽有赏芍的情致，但无力营建别业，或有诗文歌咏，亦难以引领风尚；富商大贾纵有财力，但情趣未必在芍花上。以扬州为例，明清两代扬州府共出进士５５４名，反观亳州，明代考中进士者７人，清代更是无一人中式。丰台毗邻京城这个全国文人的聚集地，实则是一花卉种植基地，芍花即使不占主流，文人的诗咏也能使其声名远播。
明清两代，亳州的文人群体也普遍偏爱牡丹，如正德年间进士，官至吏部考功司郎中的薛蕙，就在其别业中广植牡丹，更是作有《牡丹》、《道院看牡丹》等诗；同时期谪官亳州的李先芳也作有《同郡伯孙对溪薛园赏牡丹》。薛蕙之孙，官至鸿胪寺少卿的薛凤翔还写就了《牡丹史》一书。万历年间的另一位亳州籍进士，官至监察御史的夏之臣，也在《评亳州牡丹》中云：“吾亳州牡丹，年来浸盛，娇容三变，尤在季孟之间。”其他如支氏别业的跂鹤园，亦“牡丹极盛，连畦覆垄，黄紫争妍”，康熙年间任刑部尚书的名臣徐乾学，就作有《支园牡丹歌》，曲状其胜。
即便到了乾嘉以后，赏亳州之芍渐著于诗文，仍是以赏药芍为主，看芍则仅见于公署、谢氏私宅中，记载十分零星。周光邻《芍药》诗注中“谯阳芍药最盛，花时论担而售，计十钱可得百余朵”，更从侧面反映出药芍的种植之盛，因为倘以看芍为营生，物贱若此实不足维持生计。孙维龙所作的《城东看芍药叠前韵二首》，刘开所作的《偕陈丈晚香任砚香至城东观芍药复作长歌》，亦是于城外田野中，观药芍绽放的美景。
虽然如此，以药芍为主的亳州芍花，仍然将霞光万道播撒在了祖国大地，距（嘉靖）《亳州志》修成约四百年后的民国十九年（１９３０），近代药物学家、广东南海人陈仁山在《药物出产辨》中写道：“（白芍）产四川中江渠河为川芍，安徽亳州为亳芍，产浙江杭州为杭芍”，可谓是亳芍浓重墨彩的一笔。
时过境迁，亳芍早已不囿于红白，每年“五一”前后，在亳州谯城的十河镇，在十八里镇，抑或在任何一个农村小院的房前屋后，都可见芍花绽放的美景……
（张念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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