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处建宅谓之亳，这是关于亳州得名的经典说法。定居高处便有居高临下的运势，高处是古人心仪的风水宝地。亳州之地基本都是平原旷野，若是非要比个高下，从微地貌来看，西北高，东南低，相差海拔有10米左右。地处西北的魏岗地形呈缓岗的状态，从牛市孤堆、西钓鱼台延伸到北虎头岗，直至东观稼台。在本地人的传说中，魏岗是“出人物”的一块宝地。这其中的缘由难以窥知，但这不妨我们从历史文献做一些合理的探讨。
1940年安徽省五万分之一的舆图 魏岗。
高处建宅在魏岗
人是有历史的物种。自然界中，只有人类痴迷于怀念过往，记录当下，畅想未来。看着荒村古店，听闻天籁草蓬，过客常生出光怪陆离、心惊肉跳的聊斋遐想；拾起片瓦碎砖，来到河滨高崖，游人便有了怀古追思，思乡念亲的离骚之音。在乡人的眼中，亳州是曹操的家乡，亳州与“魏”有关的名物，那必然是曹魏遗迹了。近年来，民间常有传闻魏岗即魏武帝之陵寝。甚至有人说曹丕几次回谯县，都是为了专门祭祀曹操。
就现有史料来看，说到魏岗之名，最早出现于明代。嘉靖《亳州志》载有“魏家岗”，清代地方志沿袭了这个称呼，直至民国一度出现了“魏文冈”的说法，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化层累现象。有地方学者认为城北是夏侯祖茔，城南是曹家祖茔，因而得名魏岗。1984年出版的《亳县地名录》认为，相传过去亳州通往开封的官道经过此地，沿途有十八岗，魏岗为其中之一。编者认为当地可能有魏姓人家居住，故而得名魏家冈。
魏家冈之名不见于明代以前，如果与曹魏真有关联，很难无迹可寻。更大的可能是与明朝初年的大移民有关。自南宋至元代，由于黄河改道，频频夺淮，严重破坏了皖北地区的社会经济。亳州是宋金交战的前线，张俊北伐、韩侂胄北伐、完颜亮攻宋均与亳州有关，人口锐减，城池毁坏。《金史》载集庆军节度使温迪罕达道：“亳州户旧六万，自南迁以来，不胜调发，相继逃去，所存者曾无十一。”张柔《城亳碑》载，“柞谷棫朴，获鹿豕千计。”俨然是不毛之地了。
元末，韩林儿起于皖北，后定都于亳州。韩林儿自称是赵宋皇室的后人，赵宋又追认殷商为先祖。亳州是古人公认的汤都，因此他才会专意赶到亳州称帝，希望在祖先龙兴之地建立基业。韩林儿都亳，被乡人列为“三朝故都”的美谈。然而，却给亳州带来不小的负面遗产。一是韩林儿拆毁太清宫，建造了明王宫殿，唐宋以来沿袭的老子祭祀自此中断；二是长达十余年的残酷战争，进一步破坏了亳州一带的社会经济，至明中期的正统十四年，户不过五千，口仅有五万；三是韩林儿曾是朱元璋名义上的主公，朱元璋开创明朝后，溺死韩林儿，惩前代之弊，也将亳州惩罚性地由州降低为县，亳州的影响力大不如前。嘉靖《亳州志》的编者李先芳抱怨亳为“弹丸之郡”，不仅没有属县，而且田土也存在许多争议。
主要的争议便是卫田与民田的冲突。除了朝廷的皇庄、官府的职田，军户卫田占比颇高。卫田有六里，民田不过八里。有道是“在城曰坊，近城曰厢，乡都曰里”，每里有十甲，近乎今天乡镇的概念。明代在亳州设立武平卫，取名参考了曹操曾封武平侯的典故，武平卫设有指挥使四人，驻军近两万人。驻军及家眷的人数一度比官府掌握的民户还要多。这些人占地不少，也不缴纳赋税给地方，官府控制的民户还要额外负担当地驻军的一些课征。武平卫隶属河南都司，武官品级较高；亳州隶属南直隶，治民的文官品级却低于武官。武人强、文官弱，且跨越不同政区，给地方施政带来不少麻烦。从嘉靖《亳州志》的字里行间里，实能看到文官士绅的满怀牢骚。
亳州无古姓。由于上述的原因，为了填补空置地区，明朝初年常以军屯的形式组织移民活动。不仅在民俗文化中留下了不少痕迹，更深刻影响了亳州的小区域发展。军屯移民依附高阶武官，结为城寨，村庄要挖寨河，甚至要筑寨墙，自备武器，这种民风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据1943年一位回亳的中央大学学生谈道，亳县人大多聚族而居，每个村落多备有几条枪，结有枪会、联庄会等，乃至常有几个绿林好汉的亲戚在外帮衬。
明代军屯移民的主要定居地便是亳州西北。对比嘉靖《亳州志》与民国二十九年亳县五万分之一军事舆图来看，魏、郭、孙、宋、吴、刘、杨、李、蒋等明代军户的姓氏常用来作村落名。洪武二十二年，河南西平人魏名调任亳州百户，其亲属魏钦、魏顶、魏韬、魏乾德相继为百户。道光《亳州志》载，“魏村，州西北三十里。”地址就在魏家冈。可以作一个合理推测，魏氏在亳繁衍生息，形成了魏村，随着魏氏做大，周边民户不断投效，进而有魏家冈之名。
清代取消了卫所制度，卫田基本改为了民田。乾隆三十九年《亳州志》载，清初亳州有编户八里、卫田五所。此外有“更名厂地”一里，“坐落安家溜、牛寺集、减种店、魏家岗”，原本是军户卫田，后为民户租赁或侵占。再如道光《亳州志》载：“西北地形高厚，自虎头冈以来，冈峦起伏逶迤数十里，且其土沃俗醇，物产丰富，洵一州之上腴也。”西北乃是亳州的上腴之地，地理条件胜过水涝卑下的东南地区，故而才成为军户的定居地。当地诸如马场、谭营、席营、马营、马胶庄、武关庙、陈营与邢营等带有军事色彩的地名，也印证着军屯移民的痕迹。综合来看，高处建宅描述商汤准不准另说，描述魏岗倒是恰如其分。
野有遗木王河滩
这次走访魏岗，两个现象让人印象颇深。一是堪为林海的王河滩，连片的林地分布于洪河沿岸，在一片旷野的平原地区非常罕见。与许多人想象的不同，今天中原一带的绿化可能是近三百年最好的时候。伐木排水是农耕的前提，作为华夏大地开发最早的核心经济区，中原林区早在宋代便几乎消失殆尽。为了修建城池、房屋，木材往往是最金贵的建材，即使是皇家，甚至也要反复使用。
野无遗贤很难，野无遗木倒是实现了。耳熟能详的《卖炭翁》，“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柴米油盐酱醋茶，取暖的柴是第一位，吃饭才是第二位。何谓寒门寒士？穿衣服少，家里缺少取暖的柴火，那便是寒士。肚子饿了，还能忍几天；突遇大寒，登时便夺人性命。翻开二十四史，抑或明清地方志中的祥异志，“岁大寒”的记载不绝，这背后是数不尽的累累白骨。如乾隆五十年，目睹乡民遇灾的诗人吴灏感叹：“牛羊鬻已尽，被体无完裳。饥寒死故里，不如之他乡。”好在而今中国人终于喝热水、吃热饭，总算过上了保暖的日子。
在王河滩村中，有一棵传说已历经五百年风雨的古柿树。它粗壮的树干需数人合抱，被当地乡民亲切地称为“平安树”。这棵古树见证了这片土地的沧桑变迁，也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据谯城区政府统计，截至2022年，魏岗镇有50年以上树木228棵，100年以上古树14棵。树种以紫楸、桐树、柏树与桑树等为主，紫楸树占比最高。民间流传有“千年柏，万年杉，不如楸树一枝丫”的谚语。
王河滩紫楸林。
紫楸树算得上较名贵的树种。楸树纹理通直，花纹美观，质地坚韧致密，软硬适中。楸材常被古人用于建房子、做家具、打寿材。因其木质优良，又常做中药柜的板材，或者做围棋盘，围棋盘又称为楸枰，弈楸引申为围棋的代名词。楸树挺拔，气味馨香，且无杨柳飘絮之扰，古人常广植楸树于园林、陵寝。举个例子，进了南京明孝陵，便有一棵古楸树矗立。楸树好处虽多，但生长速度慢，和速生的经济林木相比，并没有优势。
何以魏岗有如此之多的楸树呢？原因要归于明清以来的经济优势。以魏岗为代表的地势高、水患少的西北地区农业经济发展较好，当地人用得起这些较昂贵的东西。魏岗距城不远，又有洪河的水运之利，供应城区也不是问题。故而，在洪河之滨的王河滩有了种植紫楸树、做木匠活的传统。近因则不得不追溯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改革开放。
走访之时，遇到一位出来遛弯的老太，问起这大片林木的典故，她指着一棵紫楸说：“这是我嫁过来的时候，公公种下的。那时候村里人种了不少。”如前文所述，树龄50年左右的紫楸较为常见，20-50年的紫楸树就更不计其数了。今天紫楸林种植的年代，正是改革开放之初。
改革之风起西北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起源于农村改革。据退休老干部赵凤岐回忆，70年代末，小岗村的风刚起来，国家还没出台相关政策，魏岗区不少公社就开始悄悄包产到户。时任县委书记李银锁是一位老八路，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阜阳地区农科所副所长、农业局局长，对农业非常熟悉。按照当时的经验，亩产细粮不过一百斤，也就是红薯的产量高一点，以至于农民有“红芋面，红芋馍，离了红芋不能活”的说法。一日，他悄悄地来到魏岗暗访，看到亩产有三百多斤，农民交了公粮，还有白面吃，回去后便力排众议，推动全县实施了联产承包。
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是一种短缺经济，没有价格作为调节生产的工具，主要通过短缺与剩余信号来协调社会生产。为了确保国家渡过难关，高积累低消费，消费品普遍短缺，居民福利进步缓慢。然而，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魏岗的农民们率先行动起来，他们开始种植烟叶、薄荷和中药等经济作物，尤其是烟叶的种植，为他们带来了丰厚的收益。在那个月薪仅为三五十元的时代，一亩烟田能带来一两千元毛利无疑是一笔巨款，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消费潜力。
随着收入的增加，农民想着改善生活，赚票子、建新房、打家具，广植木材也就有利可图。伴随着这一股春风，消费方式不断革新，手工家具逐渐跟不上新节奏。一批批农家子弟和乡镇干部走出农村，如同不断扩散的水中涟漪，开启了长达四十年的进城之路。同样，这也能解释我的第二个印象，为什么魏岗会有如此之多的老房子。这些房子并非衰败的象征，而是早期发展的见证，是农民们进城追梦的起点。莽莽紫楸还未成材，植树者的后代们却已奔赴他乡。
“强打起精神，从睡梦中醒来。可醒来才知这个世界变化得真叫快。”崔健的歌唱得不错，改革开放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在十里洋场的人一掷千金时，芙蓉镇的米豆腐又开了张，西海固的农民在沙子里谋生路，漫长冬季的火车司机王响改行做了出租车司机。只要努力，也只有努力，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亳州人以其敢拼敢干、不拘小节的性格，在改革的浪潮中勇往直前。他们不仅在农业领域取得了成就，更在新中国工业史上书写了传奇。
“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左手“营销”、右手“垄断”，控制了钻石行业一个多世纪的戴比尔斯未曾预想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来自中国的人造钻石把高不可及的价格拉了下来。今天的魏岗是亚洲最大的人造金刚石制造基地，金刚石产值破9亿元。金刚石是魏岗乡镇企业的缩影，改变了当地的社会面貌。改革开放以来，饮片厂、金刚石厂、白酒厂与服装厂在这里拔地而起。一些企业脱颖而出，一些企业逐渐落寞。无论如何，农民参与现代化的潮流已经不可阻挡。
乡村正在经历着一场加速的巨变。科技与资本也入局农村，出现了生态农业、农村电商、农业旅游、科技种植，农耕虽然没有消失，但褪去了伦理色彩，变成了平常的生产活动。
伴随着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网络生活也渗入农村，城市不再是遥远的转述与想象，农村逐渐与城市共享同一个精神资源。那种自给自足、身体力行、邻里和睦、淳朴守拙的生活方式，这些千百年来中国农民身上鲜明的标签，如今正逐渐变得模糊。农村的方方面面都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今日的乡土已无法与费孝通先生所描述的那个乡土相提并论。
知识是开启理解的钥匙，熟悉化的知识则会成为权力。即使是有经验的创作者也难免成为这种工具的工具，习惯于用已知来理解未知。人们往往会高估制度、组织与思想的作用，不太重视生产力与技术因素的影响。事实上，制度、组织与思想极其依赖物质因素，每个人都有追求更高物质生活的愿望。
克己复礼，师法古人，一轮一轮的古文运动，言必称尧舜孔孟，这是中国文化中的常态。直至今日，也有一种流行倾向，发现过去的某些积极意义，配以新的话语，组装成新的武器，指导当下与未来。
然而，挑灯走夜路，回头帮不了多少忙。《漫长的季节》尾声有一句话很好，经历风雨的主人公王响遇到过去的自己，他紧紧赶上，喊着说：“向前看，别回头。”
这真是一句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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